当前位置:首页> 文具资讯 >知识阶层与明代社会(一): 明初二祖的知识阶层战略与明前期知识阶层的工具化趋向
知识阶层与明代社会(一): 明初二祖的知识阶层战略与明前期知识阶层的工具化趋向
2022-05-16 12:26:33



知识阶层与明代社会

 

【作者按语】《知识阶层与明代社会》作于1995年,乃应宋元强先生之邀,为其所主持国家社科课题《知识阶层与中国社会》而作。虽为急就之章,自己也还满意。

  全篇共四节。全篇引言与第一节,为书隐庐公号首发。


在中国知识阶层的群体发展史上,明代是一个不容忽视的有着特殊意义的时期。在这一阶段,知识阶层一方面前所未有地受到来自以皇帝和宦官为代表的外在力量的压迫,一方面又前所未有地操持着整个社会的权力。与此同时,知识阶层一方面有着不可一世的良好的群体感觉,一方面又孕育了一种对长期以来所形成的知识阶层的群体价值与个体人格进行反思与超越的时代思潮。联系明代社会的总体特点,从历史的角度对明代知识阶层予以考察,对于把握中国古代知识阶层的特点及其社会地位无疑有着重要的意义。


 第一节  明初二祖的知识阶层战略与明前期知识阶层的工具化趋向

 

明代知识阶层登上社会舞台,有一个特殊的前场背景。这就是元代知识阶层群体地位的空前低落。蒙古贵族击垮宋金王朝而入主中华之后,知识阶层自隋唐以来所遵循的人生道路突然被打破。由于科举制度的废除,知识阶层失去了正常的仕官途径,从而也失去了往日的尊严与地位。当时所流行的“九儒十丐”之说,显然是文人所发出的牢骚。从反映元代知识阶层流行心态的元人散曲来看,当时文人所追求的是一个保持心态平衡的“安乐窝”,至于功名富贵则已看得淡了,因为它们离文人已远。

在元末的农民战争中,知识阶层表现出旺盛的热情并发挥了巨大的作用。在农民战争中发迹的“光棍”朱元璋认识到这股力量的意义,在建国之前曾广泛地延纳人才。他的这种做法在当时的社会上造成了相当的影响,在他身边云集了大批儒林文学之士。清赵翼《廿二史劄记》总结说:

 

明祖初不知书,而好亲近儒生,商略今古。徐达往取镇江,令访秦从龙,致愿见之意,即令姪文正、甥李文忠以币聘至应天,朝夕过从,以笔书漆简,问答甚密。从龙又荐陈遇,遇不受官,而尊宠之逾于勋戚。后置江南行中书省,省中自李善长、陶安外,又有宋思颜、李梦庚、郭景祥、侯元善、杨元杲、阮弘道、孔克仁、王恺、栾凤、夏煜、毛骐、王濂、汪河等,皆燕见无时,敷陈治道。又聘刘基、宋濂、章溢、叶琛至,曰:“我为天下屈四先生。”下婺州后,又召吴沈、许元、叶瓒玉、胡翰、汪仲山、李公常、金信、徐孳、童冀、戴良、吴履、张起敬等。会食省中,日令三人进讲经史。其后定国家礼制,大祀用陶安,祫禘用詹同,时享用朱升,释奠耕籍用钱用壬,五祀用崔亮,朝会用刘基,祝祭用魏观,军礼用陶凯,一代典礼,皆所裁定。(《廿二史记》卷三十六

 

朱元璋对文士的重视,于此可见一斑。据明初一些传记所载,元末有些隐士之流也被朱元璋所罗致。如著名文人王冕,元末有人荐他为府吏,他大骂道:“吾有田可耕,有书可读,肯朝夕抱案立庭下,备奴使哉?”但他后来却被朱元璋物色而至,授咨议参军(见《宋文宪公全集》卷二十七《王冕传》)。这样的人在当时不少,为王冕作传的宋濂本人即是一个例子。

上面情况表明,朱元璋在建国登极之前对文人确实表现出尊敬和礼遇,并且得到了他们的信任。然而,明朝建立之后,朱元璋对文人的态度却完全改变,向文人大开杀戒。例如,洪武七年(1374),苏州知府魏观在张士诚的宫殿遗址上修衙门,请当时著名文人高启写《上梁文》,因文中有“龙蟠虎踞”四字,朱元璋大怒,将魏、高二人腰斩。类似因文字狱而无辜受害的文人在当时数量极多。关于朱元璋利用文字狱戕害文人的动机,古代史家将其归为受了勋臣武将的挑拨。赵翼《廿二史记》云:

 

按是时文字之祸起于一言。时帝意右文,诸勋臣不平,上语之曰:“世乱用武,世治宜文,非偏也。”诸臣曰:“但文人善讥讪。如张九四厚礼文儒,及请撰名,则曰‘士诚’。”上曰:“此名亦美。”曰:“《孟子》有‘士诚小人也’之句,彼安知之?”上由此览天下章奏,动生疑忌,而文字之祸起云。(《廿二史记》卷三十二

 

赵翼的这一说法,本之于黄溥《闲中今古录》的记载。其真实性也许不容怀疑。但应该看到的是,朱元璋即位后对文人的摧抑,并不仅仅限于文字狱一途。明初文人犯罪名目之新,多为前所未有。如洪武十八年(1385),朝廷颁布《大诰》,其中列官民过犯名目有“寰中士夫不为君用”一项。高启的被杀,主要原因也是他辞官不做,文字狱只是借口。后来贵溪夏伯启叔侄、苏州姚润、王谟等均因不肯应征而被杀籍家。洪武十六年(1383),学者戴良因不肯做官而在京师自杀。“不事王侯,高尚其事”,从先秦以来就是中国文人的一种人生理想,历代君主对此都持肯定或宽容的态度。而朱元璋却将其作为一种罪行。由此可见,朱元璋作为明朝的开国之主,其心中实运筹着一种史无前例的知识阶层战略。这就是:,不允许他们有个人的理想和意志存在。朱元璋所推行的八股取士制度,则是推行这一战略的主要手段。

科举制度始于隋代,盛于唐宋。科举制的出现,是对魏晋六朝时期门阀制度的革命。普通民众出身的读书人通过文字考试而取得官位,与世家子弟取得同样的地位,这无疑是一种公平的原则。故唐宋时代曾言路大开,人才辈出。而朱元璋对科举考试的改革,则纯粹为了加强对知识阶层思想的控制。朱元璋于洪武三年(1370)开始设科取士,以四书五经的文句命题,解释须以朱熹的注释为依据,文章格式定为八股文,即每篇文章的主体部分由八股(即四比)构成,每两股互为对偶。这种由内容到形式均被严格固定的试文,对于考察人的才华和个性显然是极为不利的,但八股文的目的恰在于此。最高统治者所需要的正是那种唯命是从的工具型技术官僚,。通过八股文考试的人,所表现的才能不过是文从字顺、头脑清楚并善于揣摹题目意旨而已,而这些正是皇帝心目中的理想人才。

因此,我们可以说,明太祖朱元璋建国之后对文人的诛杀和摧抑,实际上是在施行一种经过深谋远虑的知识阶层战略,这与他建国前对文人的尊崇动机完全一致。在元末群雄林立的局面下,文人士大夫实际上是当时地主阶级势力的代表。在元代停止科举的情况下,读书人大都是中小地主以上家庭出身的人,。因此,朱元璋对文人士大夫的礼遇,。也正是因为得到这一阶层的支持,朱元璋才击败了与他竞争的所有农民起义首领。明王朝建立之后,。朱元璋原先的竞争对手已不复存在,广大文人士大夫已不再成为他的合作者,而是成为了他的子民。,封建皇帝以九五之尊自居,不允许任何人与之平起平坐,只允许所有的人对他低头下跪。于是,以前因社会环境不同而一度受到礼遇的文人们便自然成为杀伐立威、杀一儆百的最佳对象。与此同时,作为一个开国君主,朱元璋又清醒地认识到,他要统治一个庞大的帝国,需要有一支数量巨大的文官队伍,否则社会机制便无法正常运转。因此,他不可能在社会上消灭知识阶层,只能用加强思想控制的方式来培养和选拔人才。

继朱元璋而统治明帝国的明成祖朱棣对这一战略有着清醒的认识,并对之进行了巩固和发展。朱棣虽然不是明王朝的开国之主,但却完全不同于那些“生于深宫之中,长于妇女之手”的继位守成之君。他出生于朱元璋即位前八年,后随徐达用兵多年,拥有很多社会经验。他的即位也不是出于顺利继承,而是经过一场残酷的战争,打垮了其侄子建文帝朱允炆,才获得至尊地位。在向朱允炆夺权的斗争中,他曾受到建文帝身边一些文臣的阻力。促成他起兵发难的原因之一,便是建文帝所亲近的两个文臣齐泰、黄子澄的削藩建议。他起兵作战时所遇到的最大军事阻力也是文臣铁铉所指挥的部队。在战胜之后,他命当时的名儒方孝儒草登极诏书,被严拒。这些文臣虽然都被他惨加杀害,但无疑都促使他心中要考虑如何对付文人士大夫的问题。因此,在他即位之后,朱元璋那种使文人工具化的战略便得到了进一步的发展。朱棣的战略主要体现在两个方面:一是加强对高层文官的控制。朱元璋自胡惟庸狱后,废丞相不设,为的是担心相权影响君权。朱棣一上台便命翰林院侍读解缙、编修黄淮入直文渊阁,参预机务。内阁学士不过是皇帝的文学侍从之臣,参预机务是宰辅大臣之事。朱棣令内阁参预机务,实质上是降低决策文臣的权威。(当然,后来内阁学士品级提高,实为宰相,文臣地位上升。这是后话,下文再论。)二是加强对知识阶层的思想控制。朱棣在朱元璋以科举考试方式确立程朱理学的正宗地位从而将读书人的思想定于一种体系之做法的基础上,进一步完成了将这种思想体系予以整齐划一的工作。他于永乐十二年(1414)命胡广、杨荣、金幼孜等纂修《五经大全》、《四书大全》、《性理大全》,于永乐十五年(1417)修成颁布。此套书将宋元理学家有关《四书》《五经》的讲解及有关性理的论述汇集成编,内容多有抵牾重复之处。主编胡广等三人也并非纯粹儒者,而是一些只知论事迎合永乐意旨的官僚。因此,本书的编纂只不过是提供一套利于思想控制的理论准则而已。除上述二者之外,朱棣对文人的控制还继续保存着朱元璋那种杀戮立威的传统。如翰林学士解缙,朱棣自即位后对他一直信用,曾让他主修《永乐大典》。后因入京奏事,适朱棣在外,遂谒太子而还,于永乐九年(1411)以“无人臣罪”下狱,并于永乐十三年(1415)年被杀。虽然解缙的受祸出自所谓奸臣的谗陷,但谗言之所以发挥作用,则完全是朱棣为了杀大臣以树威。这从解缙的罪名即可看出。

在朱元璋、朱棣这明初二祖的知识阶层战略影响下,明前期知识阶层人士普遍走上了工具化的道路。、思想、文学三个方面都有明显表现。

,明前期的文人士大夫除一些不乐仕进者外,大都属于一些善于领会皇帝意旨并想方设法将其予以推行的人。明前期数十年间,,。因为在严酷的吏治之下,各级官吏不敢不遵纪守法,尽忠职守。《廿二史记》总结明初吏治说:

 

太祖起闾右,稔墨吏为民害,尝以极刑处之。然每旌举贤良以示劝,不专任法也。……沿及成祖、仁、宣、英、景、宪、孝诸帝,亦皆加意吏治,其有政绩卓著,往往特敕奖之,如成祖之于史诚祖,仁宗之于刘纲是也。诸良吏秩满当迁,或罣误罢黜,亦多因部民之请,俾进秩视事,往往至二三十年不易。其有因而作奸者,如永宁税课使刘迪,结耆老请留;汉中同知王聚,求属吏保奏,则又斥谴随之。(原注:皆宣宗时事。)阅数年,辄遣大臣分往各直省,考察官吏,严其黜陟。而紧望之地,则特诏大臣,各举所知以为守令。如宣德中,先择京官九人为郡守,继择二十五人为郡守;正统中,择京官十一人为郡守,后多为良吏,为名臣。盖朝廷既以吏治为重,中外大臣亦无不留意人才。仁宗诏各举所知,郎中况钟以张宗琏荐,帝问杨士奇,士奇曰:“宗琏实贤,臣与王直将举之,不意为钟所先耳。”其后况钟之出守,则蹇义、胡濙所荐也。翟溥(“溥”当作“福”)则魏源所荐也。李湘则胡濙所荐也。李信圭之知靳州,则张敞(“张”当作“章”)所荐,后守处州,则金濂所荐也。吉水令钱一本(“一本”当作“本忠”)罢官,郡人胡广在朝力保之,遂复职。杨荣当国时,其家人犯法,邑令鲁穆严惩之,荣反以为贤而荐于朝。其时朝臣之汲引如此,在外大吏亦多持心公正。如叶宗人为钱塘令,人呼为“一叶清”。其死也,按察使周新哭之。田铎知蓬州,巡按御史过其境,无一讼者,知其下无冤民,遂荐之,擢广东佥事。此又外省举劾之大概也。且是时吏部考察之权最重,蹇义、王直、马文升先后长部事,尤以奖廉黜贪为要。史称蹇义慎择守令,考察明恕。而王直察举天下廉吏,以范衷为第一。翟溥(溥”当作“福”)秩满到部,以年老乞休,侍郎赵新旧尝为其上司,曰此江西第一贤守也,遂不听其去。句容令徐九思为巡抚所劾,吏部尚书熊浃知其贤,特留之。此又吏部之能择人而任也。(原注:以上俱见各本传。)一时风气如此,故为守令者无不洁己爱民,耻干清议。(《廿二史记》卷三十三

 

赵翼从《明史》所载上述诸人本传中总结出来的明初吏治特点,是比较符合当时实际情况的。《明史·循吏传序》说:“明太祖惩元季吏治纵弛,民生凋敝,重绳贪吏,置之严典。……一时守令畏法,洁己爱民,以当上指,吏治焕然丕变矣。下逮仁、宣,抚循休息,民人安乐,吏治澄清者百余年。英、武之际,内外多故,而民心无土崩瓦解之虞者,亦由吏鲜贪残,故祸乱易弭也。”在明建国后的百余年间,各级官员基本上都做到洁身守法,以国事为重。这一方面固然慑于朱元璋“贪官扒皮”之严酷统治,另一方面则是风气使然。从上文不厌其烦地引录的赵翼记可以看出,明初各级官吏对树立廉洁奉公的职业品行表现出极大的热情和自觉。,而地方官员则大胆而认真地施行着自己的权力。,并影响及于建国150余年之后的正德年间,不能不说是明初吏治所导致的结果。

从思想角度来看,明初知识阶层的工具化趋向也极为明显。自朱元璋和宋濂等开国君臣对程朱理学予以独加尊崇之后,明初思想界人士特别是儒林人士,几乎都成为程朱的忠实信徒。《明史·儒林传序》说:“原夫明初诸儒,皆朱子门人之支流余裔,师承有自,矩矱秩然。曹端、胡居仁笃践履,谨绳墨,守儒先之正传,无敢改错。”曹端、胡居仁是明前期儒者的代表,在社会上有广泛的影响。但其成绩只是守程朱之规矩,在学术思想上并无任何建树。至于一般的文人,从小就背诵由宋儒编注的《四书五经》,阅读永乐年间编订的几部大全,以之猎取科名,迈入仕途,就更加提不出自己的心得独见了。所以清人论及明之儒学,有“经学非汉、唐之精专,性理袭宋、元之糟粕,论者谓科举盛而儒术微”之语(见《明史·儒林传序》)。可以说,朱元璋、朱棣试图以科举考试和程朱理学来控制读书人的思想,在明前期是完全实现了。

从文学角度来看,知识阶层的工具化趋向同样有着体现。从中国漫长的历史来看,每个王朝建立之初,都有一大批歌功颂德的文人出现,。明初情况也不例外。在明朝开国之初,由于宋濂、刘基、王祎等一批在元末即“以文鸣”的作者尚在,文坛一时颇为兴盛。但随着这些人士的去世,就再没有出现有实力的大家作手。在新帝国出生和成长的文人由于受文化控制政策的影响,他们在驰骋文学才华的时候,便无法以个性化的方式来表达个人的情感。与之相反,他们比以前任何朝代开国初期的作家表现出更多的工具化特点。明太祖朱元璋由于经历和性格的原因,在上台以后形成了一种猜忌心理。这种猜忌心理的一个重要表现为文字狱。这一点我们在上文已经提到了。处于文字狱之下的明初文人对于行文特别是给皇帝上奏章怀有恐惧心理,以至朱元璋不得不规定庆贺谢恩的表格程式,开从古未有之先例。在此背景之下,自由的文学创作自然受到影响。继明初所谓的开国文臣之后,在永乐至弘治年间,文坛唯一形成声势的是所谓“台阁体”。其代表人物为杨士奇、杨荣、杨溥等三位“台阁重臣”。他们身居高位,,但其创作则大多是歌功颂德、。这种作品既不反映民间疾苦,也不抒发个人牢愁,雍容温雅,四平八稳,其存在的价值纯粹是点缀升平而已。

总而言之,在明初二祖的知识阶层战略影响下,明前期的文人在各个方面都自觉或不自觉地走上了工具化的道路。我们将其称之为工具化,并不意味着明前期文人没有在各方面取得成绩,相反,他们对明帝国的稳定和繁荣有着举足轻重的作用。但是,把他们作为四民之首的“士”阶层来作群体考察的话,他们与君主的关系则有悖于孔子以来那种相互平等之人格理想。他们已不具备明确的个人意志,纯粹成为实现君主意志的工具。这种工具化的趋向由于明初二祖的统驭之术而成为现实,但这并非文人阶层的愿望,也不符合他们的根本利益。因此,当明初二祖作古之后,随着文人阶层的不断壮大,这种工具化的趋向被逐渐削弱,文人阶层的精神面貌发生了很大变化。 



欢迎长按二维码关注书隐庐

微信号 :  sylwlh

联系邮箱:shuyinlu@126.com


书隐庐公众号文章,除特别注明者外,均为吴龙辉原创并授权本号管理使用,如需转载,请标明作者及本公众号。